今天，AI正在深刻改变各行各业，法律服务行业也不例外。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用AI生成合同等法律文书，可以节省掉好大一笔的律师费；另一边，也有越来越多的律师学会了用AI检索案例、分析证据，有效节省了时间成本。这种现象，正是技术普惠惠及普通人、让更多人更容易获得基本法律帮助的一个积极信号。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，当前AI法务仍处于初级阶段，必须适度限制其在法律领域的应用边界，防止技术逻辑替代了法律判断。

一个客观事实是，无论哪个国家，法律行业普遍专业门槛较高，律师收费也不低。在不少国家，律师费往往以千元为单位计算，许多也就几千元的民间纠纷还够不上请律师的成本。但法律的公平正义，恰恰体现在这些琐碎的日常事务中：小额借贷、宠物纠纷、交通摩擦，这些问题十分贴近普通老百姓的真实生活。把这些“小事”处理公正，可以让民众直观感受到法律的温暖与威严。

在律师从业人数增长缓慢、人力成本居高不下的背景下，AI正成为降本增效的利器。同样的合同审查，AI来做成本可降至人工的1/10。虽然AI目前还难以处理复杂案件，但在类案检索、合同审查、诉状起草、证据阅卷等标准化、事务性工作中，已经展现出比初级律师更快、更准的优势。美国律师协会的调查也显示，过去一年，使用AI工具的律师比例显著攀升，技术正在加速融入法律实务。

然而，AI大规模进入法律服务领域，也暗藏两大风险。一是“AI幻觉”。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凭空捏造“看似真实、实则虚假”的内容，在法律领域已多次引发事故。2025年2月，美国怀俄明州联邦地区法院，三名代理律师提交的书面动议引用了9个判例，结果法院发现其中8个根本不存在，全是AI编造出来的。三名律师最终被处以总计5000美元的罚款。这并非孤例。法律科技平台Courtready的报告显示，加拿大法院2026年迄今已在79份裁决中发现虚假案例，而2024年全年仅有7例。

二是商业化AI可能片面理解、鼓励滥诉。当事人向AI提问时，描述的内容很难保证绝对公允，往往本能地扮演“受害者”，忽略自身过错、夸大对方过错。AI也会“投其所好”，夸大胜诉概率，诱导诉讼而非调解。同时，AI的低成本大幅降低了诉讼门槛。一项针对美国联邦法院2005年至2026年间450万件民事案件的研究发现，自行代理的诉讼当事人提交的文件数量，在AI时代初期比之前增加了158%。新技术的初衷是节省资源，却因为门槛降低、造假容易，反而导致了诉讼泛滥，浪费了更多司法资源——这也是一种技术的反噬。

AI技术是把双刃剑，在法务领域要用好它，关键在于“开发有道，应用有度”。一方面，应明确只将事务性工作交给AI，关键的判断性工作要留给人类。可以鼓励AI在纯事务性领域的应用，实行“机主人辅”，比如提取视频证据内容、梳理合同变更条款等；而涉及司法判断、价值权衡的工作，必须由律师主导，实行“人主机辅”。司法是绝对严肃的，律师或当事人向司法机关提交AI参与生成的材料，必须强制标注“系人工智能（辅助）生成内容”。对不标注并造成错误使用的，司法机关应追究其虚假证据责任。

另一方面，AI开发者要恪守“息诉止争”的技术伦理。AI的定位应该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助手，绝不能成为滥诉和浪费司法资源的帮凶。在数据训练阶段，法律领域的垂直大模型就应当进行价值对齐，融入多元化解纠纷的导向。在回答用户提问时，也应主动提供协商、调解等非诉建议；即使给出诉讼方案，也要同步提醒时间、经济成本和败诉风险，确保使用者的决定是自己作出的，而非受到引导的结果。

所谓“尽信书，不如无书”。AI对法务从业者来说是福音，但绝非万能钥匙。唯有“开发有道，应用有度”，明确AI的工具属性和边界，才能让技术真正成为法律之友，而非法律之敌。（作者是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、浙江数字化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）